“生不逢时”的申时行

——从古望今

明朝万历年间，在没有宰相的时代背景下，内阁是整个朝廷当仁不让的核心。申时行经过时任首辅张居正的推荐，步步为营，成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最后张居正死去后，申时行补位入阁，又阴差阳错在他之前几任的首辅先后病故，本来处于内阁末位的申时行变为首辅，成为首席大学士，位极人臣。

申时行是幸运的。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五殿试，会试中试的299人参加考试。第2天，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评阅试卷。第三天发榜，高居榜首的正是申时行。作为状元的他一入仕，就有很多人想拉他入他们各自的帮派。申时行一一回绝后，选择了投向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但是他又和其他人不一样，他选边但是不谄媚，这一举措令他在之后万历清除张居正党羽期间全身而退最后步入巅峰。他在进入内阁后只排末位，但在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他死后不久，便遭到反对派的诬陷。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次年，张四维老父去世，他回家守丧。这时，吕调阳已辞官回家养病，马自强也已病死。内阁中就数申时行资格老了。于是，他继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这不可谓阴差阳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朝野中实属幸运。 申时行又是不幸的。申时行的无奈。申时行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相比与张居正的大胆激进。申时行在文渊阁八年，被人批判是一张白纸的功绩。然而一张白纸的功绩不就证明国家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吗？这八年申时行更多的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在调和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在练御林军与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一直在暗中扮演着自己和事佬身份。看史书，你只能看到申时行任首辅八年，尽心尽力，功绩显赫，最终因立储一事被迫辞职。在这里你却能看到为什么廷臣反对万历练御林军？为什么万历不能练御林军？为什么申时行作为首辅不能帮万历分忧？为什么申时行不能公然加入廷臣反对之列？在这一堆为什么之中，不能一一道尽，而申时行只需找到御林军的头，为其道出万历练御林军时恐出的意外，以及要承担的风险。就这样，在皇帝廷臣都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项难题。文官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即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他们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只能一遍一遍的上奏，目的不达，绝不甘休。以上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在立皇储一事中，在常洵出生之前，申时行就察觉到了危机，上奏万历皇帝应该尽快立常洛为太子，皇帝却推迟置理。之后万历皇帝却想废长立幼，廷臣当然亲戚反对。面对皇帝的个人意愿，以及廷臣所遵守的四书之道，申时行该怎么做呢？这时我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呢？申时行只能温和的在皇帝面前支持废长立幼，在廷臣面前却反对皇帝废长立幼。你或许是实属无奈之举吧。最终的结果一面肯定是不讨好的，申时行只能在廷臣的反对声中下台。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的想在幕后不动声色的解决这个难题，而廷臣却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樽俎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陷首辅于危难之中。申时行所做的每一项考虑与决定都把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和睦，皇帝与国家社稷考虑进去。廷臣眼中万历贵为人君，应有人君的样。但是万历也终归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情感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在自己想做的事做不成，被全是一群不值得信任的廷臣簇拥之下，有思想有抱负又有

什么用呢？假如你是申时行，你，又会怎样做呢？申时行是无奈的，用《万历十五年》里的话说：如果不用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呢？又如何能是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区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但是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另一方面，体制上有存在那么多的缺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他，申时行，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与考到的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这，正是他的无奈吧。与此同时，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都不能做到，年轻皇帝的雄才大略，励志图新也被消磨殆尽。申时行归家后曾反省说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能辅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从这我们仿佛能听见申时行的叹息声。 我只能说申时行生不逢时。在后世多数批评者的眼中，申时行是一个“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无主见，也无能力，更无作为的人，特别是申时行入主文渊阁的这九年时间里的作为，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类似润滑剂作用的人物的出现，才使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以短暂的休养，才能期待以后的发展。申时行的做法如果放在当下，不敢说平步青云，但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官员。申时行在多达二百九十九人的进士队伍脱颖而出夺取状元，然后又因为才干而被张居正加以重用，他自身的才能是不容置喙的。他拥有谦谨的品性，同时始终秉持道德上的操守，在德行上也可谓是典范。关于对申时行的“不作为”是众人认为的诟病，但这也正是申时行的高明之处。其实，在申时行的心中也有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但是他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像张居正此等“没有独裁的职位，却有独裁的地位”的人物尚且无法改变这个帝国的弊端，他这样一个既无“背景”又无“身家”的人何以能做到呢？况且在他看来，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经不起他再次的折腾了。

他是一名优秀的官僚，他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懂得为官之道。他清晰地认识到：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所以他一再推行他的诚意，目的就是使文官集团之间，使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具有诚意，只有这样才能上下一致，才能使得大明帝国得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并求得发展。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有能力，愿意去尝试去努力改善整个社会弊端又懂得和谐之道的官员，不正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吗？我们早就被层出不穷的媒体新闻所训练到条件反射，“官员”不再是褒义词甚至中性词，现如今我们老百姓对于官员谨慎的期望是不太“贪”就行，已经不指望他们做出些实事来。如果申时行生活在当下，深谙处世之道的他不会因为像张居正那样锋芒毕露而最后遭人排挤，他能在左右逢源的环境下去努力的为社会做出贡献，我觉得这是当代为官的最高境界了。申时行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在万历十二年及时将帝国从关于张居正的一切争论中拉了出来，避免更多的人事动荡，万历十二年皇帝精神焕发，但仅

仅时隔两年皇帝就发现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申时行就泄气了。虽然申时行也不断后悔未能让皇帝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但这是皇帝本身的问题，还有体制的问题，岂非申时行所能掌握。而如今以习大大为总指挥的新一批中国官员们无疑，在尽量秉持着中庸大气的同时进行了许多可以称之为大刀阔斧的举措，经济、政治、人员整治等方面都比以往有很大的改善。那些口口声声说要全心为民最后还是归类为神秘的有关部门的官员们，向申时行看齐吧。当下对于你们，或许是最好的时代。

从古望今，斗胆从官僚角度展望今朝，只愿国泰民安，悲剧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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