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是高中时语文老师对我们上大学的书目推荐，自然，“读史使人明智”。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教授为美籍华人，曾从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动员戡乱期间的国民党军队，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为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以他的大历史观而闻名。在这本书中，他以历史著名人物为切入点，从帝王、首辅、官员到军事家、思想家，用客观的语调，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真实清晰的历史人物，让我们看见了社会，看见了历史，也看到了我们自己。他为我们拨开了时间的迷雾，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窥见了明王朝统治下，社会中矛盾与冲突，崩溃前的隐忍以及病入膏肓的社会疾病，展开了一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明王朝风情历史画卷。

儒家治国

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书中曾写道，首辅申时行曾怀疑：“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黄仁宇先生替他作出了解答：“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犊。”明代的文官制已经使整个国家“病入膏肓”，在各类国家大事的决策上，不与文官集团的合作实际上是与社会主流对抗，帝王亦不除外。明王朝最后轻易的崩溃让今日的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深刻的去认识法律才是维持社会公平最有效的工具。

万历皇帝

对于万历皇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黄仁宇先生的这一番评价：“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是怎样的故事，让作者对于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有这样深切的同情呢？

万历皇帝事实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在他当朝的早些年，从他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他明白这个帝国存在的劣根性，并且希望做一个明君去改变它，书中写了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然而现实中，他与文官的冲突使他不能实现改变，不能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太子，甚至想要

和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才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帝王只是一个文官集团的工作工具，想要成为理想中流芳百世的明君已不可能，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于是只能自暴自弃的用不作为来回应文官集团意图对他的控制。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的思想主流，造成了一代帝王的人生悲剧。

在提倡民主法治的现在，我们常常很难去理解历史，不能理解那些曾近鲜活的历史人物所经历的挣扎。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我们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以史为镜，既要由历史珍惜现在的社会与文明发展，也要保持清醒的为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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