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用怎样的“尺”去衡量发展？ ——《以自由看待发展》读书报告

一、阿玛蒂亚·森
这本书的作者，阿玛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1933年年末，泰戈尔，这位亚洲第一位，也是印度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了一个请求：他的秘书希望这位文学巨匠能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外甥起一个名字。泰戈尔欣然同意，略思片刻后，取名“阿玛蒂亚（Amartya）”。这个词的意思是“另一个世界的”，泰戈尔笑着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这个孩子，就是在1998年第八个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印度人，阿玛蒂亚·森。
不知是否是因为作者本身来自发展中国家，他的视角有别于传统西方学者。一是更切中贫穷等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实质，二是能够用更平等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平等的首要体现就是他十分关注从妇女到穷人等少数群体的利益，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性别平等和穷人的福利问题，尤其是贫穷国家的问题。
二、发展是什么？
谈到发展，大家会想到什么？在我第一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讲经济就讲经济，为什么要扯上伦理呢？一般大家说到发展也就是说GDP或者GNP的增长、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东西，把发展扯上自由，开始讲伦理，一定非常枯燥无聊。然而读了之后，发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森在第一章用公元前八世纪一对夫妻的对话来阐释发展。马翠依和亚纳瓦克亚从怎么变得有钱，讨论到“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马翠依说，如果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属于她，她也不能实现长生不老，那么我要那些不能让她长生不老的财富干什么？马翠依的这个诘问，在印度宗教神学中一遍遍地被引用，用以说明人类困境的本质与物质世界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也在三千英里意外回应马翠依的诘问：“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有用。”
所以呢，我们总是向拥有更多的收入或者财富，这并不是因为财富本身令人向往，而是因为，它们总是极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自由去享受我们珍视的生活。也就是说，财富的有用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实现不少实质自由。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实现XX自由，什么车厘子自由啊、虾滑自由啊，其实都是在通过财富的有用性来满足这种口欲和精神上的实质自由。但是实现车厘子自由、虾滑自由其实不一定要靠钱，生活在智利、或者海边的人生来就拥有这种自由。所以说实质自由并不一定要靠财富来实现，用经济增长来等于发展也是不对的。
森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一旦从自由或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一下子就把发展问题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成为高于其它工具价值的最高价值标准。在这个更高的层面，经济学就有机会超越对效率的分析，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怀统一起来。
三、为什么要用“自由”这把尺子来衡量发展？
森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个“真实自由”指的不仅是自由的权利，还包括自由的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目不识丁的成年人，对数字也一窍不通，他拿着一万块大喊“我要炒股票，我要发财！”他当然有炒股的自由，没有人也没有法律不允许他炒股。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不认字也不识数，他怎么炒股？所以他有着“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自由的能力”，而后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森在书里用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解释。森十岁时遇到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一天，他看到一个穆斯林青年闯入森的家，这个青年被当地的印度教暴徒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这位穆斯林青年的妻子曾经劝他不要到印度教地区打工，尤其是在双方矛盾颇深的时节里。但家里太穷，他只能去那里赚点小钱糊口。小阿玛蒂亚森给他水喝，哭喊着叫家中的大人来帮助，稍后他被小阿玛蒂亚的父亲送去医院。可惜，这个年轻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尔·米亚，这个名字森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此悲剧说明：经济不自由会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的不自由（假如他没那么穷，就不需要冒着危险去异教徒地区打工）。极度贫困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牺牲品。
要注意，森并没有从宗教冲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他从“自由”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悲剧。这一点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如果大家拿着“自由”这把尺来衡量发展的效果，就能得到很多新知。
发展中国家把发展当作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关键是，发展意味着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些被看作促进发展的因素，会不会倒过来对发展本身造成损害？所以森用自由这把尺来衡量发展，他认为发展并不是终极目标，自由才是发展的目标，发展只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已。
四、贫穷国家的奢侈品？——民主
作者在本书中阐述了妇女问题、人口与粮食问题、人权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今时代，本书最引起我深入思考的，还是第六章开始阐述的民主问题。本书中的民主问题，从自由角度理解，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治自由。从第六章开始，森开始着重探讨民主的重要性，他回答了一个问题：对一个穷国来说，经济需要与民主是否是一个矛盾的选择。
1、森达班的经济需要与生命权
作者在开头举了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所要阐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问题。在孟加拉南部与印度西孟加拉相连之处，有一个地方叫森达班，意思为“美丽的森林”。这里的森林中，有相当凶猛的孟加拉虎，也有大量野生蜜蜂生产的蜂蜜。进入森林采集蜂蜜必须防备孟加拉虎的袭击。好的时候，一年只有50个人因采集蜂蜜死于孟加拉虎的袭击，但情况糟糕的时候，死者数目就会大得多。贫困驱使森达班的人们为了一两美元的蜂蜜去冒惨死虎口的风险，这时候要求他们集中注意自由权和政治自由就可能真的显得很奇怪，人身保护权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是无法沟通的概念。所以，就有人主张，当然必须优先考虑满足经济需要，他们认为民主和政治自由是贫困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奢侈品。
这种分析思路确立已久，并为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发展中国家竭力倡导。但按照这种分析思路，又可以问出一个问题：什么应该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贫困和痛苦，还是保障那些其实对于穷人来说看起来并没有多少用处的政治自由权和公民权利？
2、李光耀命题
作者提出了李光耀命题来解释这一问题。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31年内，新加坡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人均GDP增加超过34倍，在1991年达到14504美元。李光耀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促进经济自由，重视法治，与此同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抑制贫富差距，创造了繁荣的景象。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在新加坡个人的言论自由、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一直被评论家诟病的。这就被森称之为“李光耀命题”。作者是鲜明地反对李光耀命题的，也就是威权主义政府并不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也许大家会说，可是在这些威权主义政府下，经济确确实实得到发展了呀！我们看见了森林，还要看见其中的树木。进一步考察并检视经济增长所设计的因果性过程，我们会发现，导致东亚经济体成功的政策清单包括：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述任何政策与更多的民主是不相容的，或者这些政策必须要靠那些威权主义因素来维持。
森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存在先后的顺序关系。对于一个穷国来说，民主同样重要而紧迫，不能为了得到一方而放弃另一方，他鲜明地反对李光耀命题，对于穷人在政治自由和经济需要之间选择后者的争辩，他认为民主的实践与民主的正当性之间不是矛盾的，即便在当下，穷人认为经济需要是更迫切的，那也并不妨碍他们享有政治权利。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穷人没受过教育，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民主啊。那穷人有没有能力参与是一回事，有没有权利参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前者无法成为后者的理由。正如森指出的，只有当我们需要民主时，才会想起它的保障性作用。现实中我们却往往由于短视而对民主的作用视而不见，一旦丧失民主，自身就会陷入种种风险。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危害主要由社会底层承担。民主体制并非机械性的发展工具，它的作用取决于如何使用，良好运作才能发挥实效。
3、饥荒
他认为饥荒的防止有两个因素：激励因素和信息。“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其二是信息，新闻媒体受民主制度的激励去披露事实而置政府于窘境，这使得领导人能够尽早接收到饥荒的信息预警。
森说出版自由和活跃的政治反对派是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早期警示系统。通过信息公开，反对派的施压，促使政府采取公共措施增加人们的购买力。在大跃进时期，信息被阻隔，没有自由的言论和媒体，政府收到的只是虚假的粉饰太平的报告。从前有和一个经历过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的长辈聊过，他说饥荒发生的时候，本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活命，首先是老百姓自发的逃荒，第二种是民间自然的救助机制，哪怕是奸商，也可以把粮食运到有需要的地方。第三种是政府赈灾，而在那时的中国不许老百姓逃荒，可是特权阶层却大量浪费粮食，而民间的平行救济又被计划经济所阻碍。在纵向的决策方面，由于信息阻碍，决策不透明，政府和民间缺乏自由的沟通机制，而民主的治国方式，包括多党选举和公开的媒体，使民主的防护性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印度自1947年实行民主制度后，就没有发生过饥荒，证明了这一点。
4、民主的显著意义
森论述了民主的显著意义在于三个不同的方面：（1）自身固有的重要性；（2）工具性贡献；（3）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中的建设性作用。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可以理解为我们有自由去选择我们实际上可能选择、也可能不选择的某一事物；工具性贡献指的是人们运用民主来争取切身的权利与权益（例证：饥荒不几乎不发生在民主国家）；建设性作用指的是通过自由的公开讨论来建设起社会的共识，不仅对于讨论的问题本身有好处，对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和运作也是重要的。（例证：印度克拉拉邦的生育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森并不是一昧地在阐述民主的优越性，因为他认为这又夸大其实效性的危险。对于防止那些容易被理解并且特别能引起直接同情的灾难，民主或许是极其成功的。饥荒就是这种灾难的典型，但对于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比如，印度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根除了饥荒，但在消除日常的营养不良、减少长期存在的文盲和两性不平等这些方面却做的不好。这是因为饥荒这种灾难很容易被诉诸政治化，因为它很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共情、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而其他的两性不平等这些问题则需要公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政治参与才能实现，也就是要更充分运用民主。
五、一些超越所谈内容的感想
森还注意到了在价值观输出方面东西方的不平等，或者更深一步说，是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阻遏的今天，作为价值观输出弱势一方，不应该妄自菲薄，固守传统不放，要知道文化本身就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留守所谓的纯粹性是违反其本质的。对于价值观强势一方，作者提醒他们宽容才是促进发展的美德。
值得敬佩的是，作者对东方文化令人惊叹的了解程度，他不仅对古印度典籍和佛经中的故事信手拈来，对孔子，伊斯兰，亚当斯密理论穿插引用，直接地让我们看见对不同文化强大包容心造就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对于我自己的启示则是，我应该更好的了解我从哪里来。我们通常在自己狭窄的轨迹中生活，我们看待事物的观点总是受主流价值观的牵引，我们惧怕“自由”，我们总是强调自信，但盲目的自信往往是受利用。我应该要多有一些社会学的想象力，多思考我为什么成为我，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有更深刻的本土意识，才不至于在话语权主导下大潮里头昏脑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