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丙戌岁元宵节，父亲安详地走了，在他老人家85岁高龄时节。

印象中，父亲是那么的年轻、潇洒且风流倜傥。其时，全家人随父亲住在永定县湖雷三中。每年新春闹完元宵花灯后，欢喜雀跃的我们兄弟俩便随父母从老家高陂镇北山村步行前去坎市镇码头。途经高陂桥时，父亲便会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关于高陂桥的传说及楹联：“一道飞虹人行青云路上，半轮明月家藏丹桂宫中。”在坎市镇码头搭乘上篷篷船，小船一路绕着青山绿水摇呀摇，漂漂浮浮地要摇上多半日才能抵达湖雷镇。

在湖雷三中的日子是充溢着欢乐的。父亲稍得闲暇便教我背诵唐诗宋词，我贪玩儿却相约一伙小朋友偷偷溜到十二墩桥下抓鱼摸虾。周日，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去赴湖雷圩，一路走去，每遇三中男女学生便远远驻足敬礼并问候父亲：“张老师好！”我小小心田顿时满溢自豪感。

往后，父亲先调至峰市七中又转调抚市八中。正逢饥饿年月，我随父亲步行40里从高陂去抚市念初中，母亲为父子每人各备好两个糠饼供路上充饥，父亲领着面黄肌瘦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我，每每总是把4个糠饼都让我独个吃了，说：“我不饿，不饿……”说完便蹲到水渠边大口大口地捧起山泉水来喝……

父亲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英文也颇有造诣，他毕生执教语文课，且在当地学界小有名气。更让父亲自鸣得意的是，据说曾偶然猜中过中考或高考作文试题（也许是瞎猫撞上死老鼠罢）。父亲执教几十年，手腕上永远戴着一块二针半的手表（两根计时计分长针和一根计秒短针），走走停停，停时父亲会抬起手腕摇一摇，同事们嘲笑他：“您戴的是摇表呀？”父亲当即反击：“我是老教师了，上课从不用看表，讲完教案最后一句话刚好下课钟声敲响呢！”直至我大学毕业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父亲才戴上了儿子孝敬他老人家的一块售价120元的上海牌新表。

上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已掀起如火如荼的学毛著热潮。学生们作文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以壮声势。父亲批改作文时，凡遇语录无论引用妥当否或错字、别字，一概不予朱笔改动……也算父亲有先见之明，“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造反派几乎拿放大镜审查父亲批阅过的一大摞作文却毫无斩获，父亲终于逃脱一劫。

人算不如天算。父亲最终还是被揪出来批倒批臭，并挂上“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发配学校农场劳动改造。这期间，父亲同我进行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异常严肃的谈话，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父亲说：“我目前处境，饭碗随时不保，你上大学也无望。你身为长子，该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了，写作也换不了饭吃，去学门手艺吧！”父亲的话既悲壮又不无道理。我忍痛放弃业余文学写作，去拜师学了裁缝。裁缝匠刚学出师，无意间连续读到文友林凌发表在刚复刊的《福建日报》副刊的两个短篇小说，大受刺激，毅然回归大田劳作，夜里挑灯苦读苦写。这时，父亲第二次找我谈话，并说了重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是当作家的料吗？况且，我们的家是什么家庭出身……”这次我抗命了，依然故我。母亲也不断唠叨：“你在家，一个月两斤煤油也不够你烧哟。”恰在此时，张惟老师在他主编的《工农兵文艺》上编发了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禾花》，并手把手给予鼎力扶持；《福建日报》也刊载了我的小诗《送粮路上》。从此，父亲不再言语了。

我大学毕业时，《福州晚报》副刊发起“作家的童年”征文，我写了一篇千字随笔《记忆》，以凄婉的笔触记述了饥馑年月弟弟饿毙的情景……父亲读后，老泪纵横，来信嘱我：“历史已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今后再不要写此类文字了。”

父亲渐渐老迈了。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我长年累月在京城打拼，不能侍奉父母于左右，深知不孝罪孽之深重。每年春节回老家探视，都要带上大包小包各式各样的滋补品、保健品之类，但父亲总是珍藏于柜中舍不得吃喝。见到父亲刮胡须时双手颤抖得厉害，我特地从北京带回精美的进口电动剃须刀。母亲悄悄告诉我：“你一走，他又藏起来啦……”

父亲，努力追踪与适应着他所处的风云际会的时代，并小心翼翼地演绎着平淡无奇些许悲子的人生之旅。

波音747飞机在云雾中轰隆隆穿行……父亲还是于我到家前先期走了……悲怆之余，我只能在父亲的灵堂前敬献上儿子的一幅挽联：教书清贫为乐，做人宽厚乃风———先生风范。